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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证地看待艺术体现的“明君贤臣”的理想

——试论明代政治统治对吴承恩《西游记》的影响兼评某些主观片面的研究倾向

 

    提要:本文一改传统的偏见,运用历史唯物丰义、辩证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理论,分析了对吴承恩《西游记》艺术体现的“明君贤臣清官”理想的历史原因、历史局限、历史地位、历史作用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辩证  《西游记》  艺术体现  “明君贤臣”  理想

     回想我对吴承思《西游记》的知晓,是从孩提时代的童趣开始的。那时,我和一些有钱买书的同学在一起,学业之余借看小人画书、一看就喜欢上了神通广大的孙悟空和懒笨滑稽的猪八戒。后来是在大革文化命的历史浩劫中,由于历史的误会和巧合,我受支左  的军代表选派,清理四旧古书,认真读了吴承思的《西游记》。一时说不出道理,只能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金猴奋起千钧棒.三千澄清万里埃。今曰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的诗句为武器、使《西游记》免遭了焚烧的劫难。再后来受命担任了地区文化主管部门的领导工作,特别是个人受文革焚书的启迪,从事填补文学艺术理论空白的荣获省政府社科大奖的长篇名著《中国古代文艺政策史》的研究与写作,才正式从史学和社会学、政治学、文艺学相结合的视角对吴承思《西游记》与明王朝政治统治的关系及影响的角度,进行了探索性研究。现在我想继续过去研究的切入点,面对新时代《西游记》所体现的明君贤臣清官的所谓儒家消极思想,坚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学观,辩证地分析其历史原因和历史作用、历史局限,以及现实意义,同时兼评与此相关的一些研究者的主观片面的倾向,权且作为引玉之砖,祈望得到专家学者的指正。

     一、明君贤臣的理想是《西游记》作者吴承恩人生的必然追求

     一部文学艺术作品的主题思想是一从作者的经验中产生的,由生活暗示给他的是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1)是作者的理想化的艺术体现。这是作家艺术冢和评论家的共识。但是,要研究作品的主题,又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所谓作者的“立题先行”和研究者的“主题意断”,都因违背规律而早被唾弃。一位伟人说得好,“作品的主题越隐蔽越好”。自从吴承恩《西游记》问世以来,由于某种政治需要和某些人的主观片面等多种原因,其主题常常受到误解和歪曲。

    一家权威的出版社在《西游记》的前言中说,吴承恩《西游记》追求的“明君贤臣”(实际上还包括清官、好官)的理想,表明“作者不想推翻封建制度,只想以‘王道’来改良社会”,并且指出这是主题思想方面的一个宣扬儒家正统观念的消极因素。其实这种“儒家说”同“佛家说”、“道家说”一样,都不是什么新鲜货,而是从“古纸篓”中拣出的破烂,进行重新包装又来招摇过市,玩弄骗人的把戏。早在l942年出版的《中国章回小说考证》中,学者胡适先生就针对“把一部《西游记》罩上了儒、释、道三教的袍子”的研究现象,淋漓尽致地批驳说:“《西游记》被这三四百年来的无数道士和尚秀才弄坏了。道士说,这部书是一部金丹妙药诀。和尚说,这部书是禅门心法。秀才说,这部书是一部真心诚意的理学书。这些解说都是《西游记》的大敌。” (2)“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之一的鲁迅先生更加明确地指出:从清代康熙年间汪澹漪的《西游证道书》和陈士斌的《西游真诠》,乾隆年间张书绅的《新说西游记》,嘉厌年间刘一明的《西游原旨》、道光年间张含章的《通易西游正旨》,都不把《西游记》看作是一部浪漫主义的神话小说,都想从《西游记》大闹天宫、西天取经故事和唐僧、孙悟空、猪八戒等人物形象的背后,看出一些“真诠”、“原旨”、“正旨”来,以此“微言大义”,达到他们用《西游记》“证道”的目的。他们要“证”什么样的“道”呢?“或云劝学,或云谈禅,或云讲道,皆阐明道法,文词甚繁。” (3)

    哲学家和社会学家都认为人是社会人,具有社会属性。“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4)俗话说:“文如其人。”生活在什么社会的人必然写出反映什么社会的文学作品。即使神话、重话小说,也与作者的现实生活经历及其社会存在决定的意识有关。毛泽东同志说:“神话并不是根据具体矛盾之一的条件而构成的。”一高尔基说:“神话是一种虚构,并且是根据暇想的逻辑加以推想。”㈨但是必须指出,吴承思《西游记》同我国上古时代的夸父追曰、羿射九曰、精卫填海、鲁阳挥戋等神话故事的不同点,在于她是产生于封建社会后期的明代中叶的具有理思追求的封建儒学文士之手,必然会认其亲身感受的现实生活中的矛盾所启迪,而“依据假想的逻辑加以推想”。因此要研究清楚作者的理想追求及其在作品中的艺术体现,就会清晰地理出作品的思想追求,从而为《西游记》作者是吴承恩,可从其深刻的思想内涵与外廷上找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佐证,同时也就有力地摒弃了道家、佛家之作的谬论。故而我们要准确理解吴承恩《西游记》的主要思想,就必须首先弄清这部长篇神话小说所产生的明王朝统治中期的社会现实和他本人约身世与经历的世态炎凉、思想轨迹和学识专长。

    l、吴承恩一生经历了明王朝的孝宗(弘治)、武宗(正德)、世宗(嘉靖)、穆宗(隆庆)、神宗(万四)五个皇帝的统治时期。

    从开国皇帝朱元璋开始,明王朝就在思想文化上实行了严酷的控制,对封建文人采取了笼络和高压的手段。这位农民出身的皇帝,采取软硬两手的方法对付文人。硬的一手是在洪武年间规定“寰中(国内)士大夫不为君用,罪该抄杀”。诗人高启因辞官被腰斩。苏州文人姚润、王谟征召不来,都被斩首抄家。软的一手是朱元璋亲自策划、开设文华堂招揽人才。据《明书·学校志》载:朱元璋规定“四书”、“五经”为国子监的功课,明令全国府州县学及闾里私塾都要以孔子所定经书诲诸生,毋以仪、秦纵横坏其心术。朱元璋和刘基在积极提倡理学的同时,明确实行八股文取士的制度和八股文程式,专从“四书”、“五经”中命题,一律依据朱注解释,所谓“其文略仿宋经文,然代古人语气为之”。连字数多少,也有严格的规定。这种制度比起唐宋以诗赋策论取士更为有害。

    认明代开国起,特别是中叶的一些重大事变,既对一心科举考试的孔门掌子吴承恩有巨大的吸引力,又对他整理创作《西游记》的理想追求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一是胜利后成为明成祖的燕王朱棣发动的“靖难之役”,进一步加强了皇权统治和对北方及东北地区的控制,又召集全国文士三千人编纂类书《永乐大典》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史称“一代明君”。

    二是明代中叶,昏君无道,腐败日益加剧。武宗是个典型的荒淫无道的皇帝,他除了在宫内奢侈淫乐外,还四出巡游,劫掠财物,抢夺妇女,以至“市肆萧然,白昼闭户”,宦官刘瑾在原有东西二厂外,又设立内行厂,实行严酷的“特务”统治。世宗经年不朝,迷信道教。神宗是一个酒色财气四病俱齐、无药可医的更为荒淫残暴的皇帝,上行必有下效,明代的昏君奸臣与贪官形成一个腐败堕落的体系。

    三是明代中期的闽、浙、赣的叶宗留、邓茂七起义、荆襄山区的刘通、李原起义、河北霸州的杨虎、刘义起义等农民起义失败,都说明官逼民反,反也难胜。

    四是在农民起义被镇压,社会矛盾在加剧,封建统治欲倾倒的危机情况下,隆庆六年(公元l572年,年近古稀的吴承恩居淮安时)任首辅的张居正针对明王朝的五大积弊:“日宗室骄姿,日庶官?旷,日吏治因循,日边备未修,曰财用大匮”,7)实行“尊主权,课吏治,信赏罚,一号令”8)实行改革,重在用人唯才。例如任用杰出的治河专家潘季驯驻在淮阴(即潘公祠)治理黄河,采取了“筑堤束水,以水冲沙”的办法使黄、淮分流,减少水灾,“数十年弃地,转为耕桑"。

    2、吴承恩的身世与神话小说《西游记》中艺术体现的理想追求有着紧密的渊源关系。

    俄罗斯的《托尔斯泰传》中说:“凡其著作无不含自传之性质。各书之主人翁,如伊尔屯夫、邓仑玲、聂乞鲁多夫、赖文、毕索可夫等,皆其一己之化身。各书中所叙他人之事,莫不与己身有直接关系。”10)吴承恩的神话小说《西游记》与托尔斯泰的小说尽管不同,但是文艺创作之道是相通的,作者都是依据生活感受创作的。所以对于有关吴承恩的身世,尽管论述较多,我想还是要剖析一下同其创作思想有关的经历。

    在这里有必要先弄清封建社会中的官民之分。据考证官与皇帝同时起子秦。《汉书·百官公卿表上》载:“秦兼天下,建皇帝之号,立百官之职。”另据《谷梁传·成公元年》载,“古者有四民:有士是,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按官民之分,吴承恩出身,应属于封建下层官吏(学官)沦为的小商民家庭。据其《先府宾墓志铭》载、高祖吴鼎;曾祖吴铭,余姚训导;祖吴贞,天顺八年(公元l464年)项仁和教谕,即卒亍任所;父吴锐,字廷器,晚号菊翁,读完《小学》、《论语》和《孝经》即辍学,长大后和一个徐姓小商人的女儿结了婚,可能是入赘徐家,承袭了徐家的职业,经营卖花边花线的小商店。吴承恩就出身在这个封建的书香门第的小商民家庭。取名承恩,字汝忠,可能有上承皇恩,下为黎民,做一个清官忠臣的意思。他少年时期表现出对奇闻之类的通俗的口头的民间文学的特殊嗜好;青壮年时期,中了秀才之后的科举考试,屡败屡试,认为“功名富贵自有命”,“丈夫功名未可必,时运到时终俯拾”、功名利碌之心溢于言表,直到四十多岁才补上一个“岁贡生”,应好友之劝,进京谒选,只谋到一个长兴县丞的小官,时间很短,又弃官而归,有两种说法,一说“不谐于长官”,“耻折腰,遂拂袖而归";另一说是“被解除系狱罪后,便被授荆府纪善”,(王府属官,正八品),其棺材正面书刻着“荆府纪善射阳吴公之墓”。这也就是说盖官定论为正八品的小官,其思想追求,不言而喻,可想而知。

    3、吴承恩一生以文为友,同一批好宫结成莫逆之交。主要的有同乡河南巡抚潘埙,礼部右侍郎蔡昂,状元、南监祭酒沈坤,进士、九江知府朱日藩,淮安知府邹元哲,武进士、福建行都司章淮州,淮安知府葛木、陈文烛、淮安推官陈耀文,后七子一的进士、长兴知县归有光,吏部尚书、内阁大学士李春芳,江西布政徐中行,工部员外郎倪润,南京户部右侍郎胡琏,吏部尚书唐龙,进士冯焕,大理寺少卿裴天佑等及表外孙光禄寺卿丘度,武进士、都督同知万表,刑部侍郎冻尧等。同这些为官的朋友朝夕相处,耳濡目染,必然产生贤相清官的理想追求。

    古今中外文学艺术家的实践证明了这样一条真理:“文学来源于社会生活。”“社会生活是文学创作的唯一的源泉”,“文学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反映的产物。”11)生活在明代中期的吴承恩在前人700多年共同创作的宗教神话故事和诗话的基础上写定的神话长篇小说《西游记》也是这样,只有像他这祥俱备这些得天独厚的条件,又有着性敏而多慧,博及群书,为文下笔立成,清雅流丽,“复善谐剧"的超群才华和深厚功底,才能写出这样一部运用积极浪漫主义的创作手法,艺术再现了“明君贤臣清官”理想的巨著,也就是说,长篇神话小说《西游记》非他莫属。至于道教真人、佛教高僧,由于宗教观念、生活范围和个人才华、文学造诣的限制,只能写旅行纪略,僧人传记之类的作品。因此,奉劝那些主观意断否定《西游记》作者是吴承恩的学者,必须举出一个明代中叶的超过或类似吴承恩学识水平的作家,否则就只能是无根据的乱说而已!

    二、“明君贤臣”的理想是《西游记》作者吴承恩写作的良苦用心

    首先,吴承恩在写作《西游记》前后的诗文中多次表露了“明君贤臣清官"的理想追求与良苦用心。

    他早在《二郎搜山图歌》中就认为“民灾翻出衣冠中”的社会黑暗、政治腐败的原因在于君昏臣奸官贪,奸臣宦官象宋代的“五鬼”那样横行,像尧时的“四凶”那样残暴,不能象虞舜那样诛灭“四凶”,才造成了“民灾蔓延,国家不宁”,(凡是《射阳先生存稿》和《西游记》的引文出处注释从略),而要以“王道”来改良社会,维护封建制度,推动封建社会前进,就只有以“明君”代替“昏君”,或者劝说“昏君”变成明君,依靠明君来除奸臣惩贪官,“复三代之治”。但他也明知道这是封建社会中的一种消极的不可能实现的幻想。就以明代而言,苦大仇深的农民朱元璋造反成功以后,仍然是一个实行残酷专制的皇帝。“靖难之变”后做了皇帝的朱棣,其专制手段更为变本加厉。吴承恩耳闻目睹的几个“昏君”没有一个变为明君的。忠臣贤相张居正的改革有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未能改变政治腐败的态势。因此,他曾想挥举“斩邪刀”来诛灭误国害民的奸臣、贪官、“人”之类的鬼、凶,但又感到身单力薄,“欲起平之恨无力”。不过,他没有灰心丧气,又宣称,“救月有矢救日弓,世间岂谓无英雄!谁能为我致鳞凤,长令万年保合清宁功。”出于寄希望于“英雄”、“豪杰之士”来改变社会黑暗的理想,又抱着“书名为志怪,盖不专明鬼,时记人间变异,亦微有鉴戒寓焉”的创作意图,于是就不惜花费多年心血,把一生的理想、愿望和政治主张全部溶化在神话小说《西游记》及其主人公“孙悟空”的艺术形象上。

    其次,吴承恩在《西游记》中公开表明自己的理想观点和良苦用心的有四处:

    一是在第四回中声明大闹天宫的理由是“玉帝不贤”,“不会用人”,公开指责玉帝昏庸。第七回中孙悟空对如来说:“常言道,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只教他搬出去,将天宫让与我,便罢了,若还不让,定要搞攘永不清平。”

    二是在第四十七回中,孙悟空劝车迟国王“也敬僧,也敬道,也养育人才,我保你江山永固”。这是针对明朝中叶道教盛行误国的现实,公开宣扬“三教合一”的思想,来巩固地主阶级政治的封建社会。

    三是在四十四回孙悟空布置自然之神布云打雷、下雨之时,特别命令雷公邓天君说:“老邓替我看那贪赃枉法之官、忤逆不孝之子,多打死几个示众!”

    四是在八十八回里按照其理想追求描绘了在封建社会里根本不可能出现的玉华国的“极乐世界”,艺术地体现了他所追求的所谓“王道”,盛赞了玉华国王那样的“重爱黎民”的“贤王”,让主人公孙悟空欣然地接受了三个王子“拜他为师,学他手段,保护我邦”的请求,热心地向三个王子传授神力和武艺。这四处,我们可以理解为吴承恩艺术体现的理想化追求和良苦用心的旗号、纲领与宣言,客观上反映了被压迫被统治的黎民百姓的呼声。

  再次是吴承恩在《西游记》中运用隐晦的手法反映其理想追求与良苦用心,集中在构成全书的三大部分当中。

    在第一部分一至七回中的孙悟空出身和闹龙宫、闹地府、闹天宫的“三闹”,一开始就声称要过着“不伏麒麟辖,不服凤凰管,又不伏人间王位所拘束的自由自在的生活”,显然是封建文士的民主自由思想的火花,围绕树“齐天大圣”的旗帜和高喊“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口号,把至高无上的玉皇大帝及受其管辖的龙王、阎王大大戏弄了一番,淋漓尽致地揭示了赫然无上权威的本质,原来是腐朽无能,外强中干,色厉内荏,不堪猴儿一闹的“纸老虎”,但是又有一个佛法无边的佛祖管得住神猴,因此,孙悟空注定要以失败告终。这一描写说明两点:

    一是封建社会中的历代农民起义造反都是以失败告终的史实的写照。即使像刘邦、朱元璋那样胜利为王者,仍然没有逃脱威力无比的封建主义的魔掌,建立的仍然是压迫统治农民的封建王朝。还有像李自成、洪秀全那样的叱咤风云的农民起义领袖,也都拜倒在封建主义的王权和奢侈腐败的两大魔法之中。生活在封建社会中的饱读经书的作家吴承恩也只能写到这个份上。

    二是孙悟空藐视一切的造反精神对当时和后世的鼓舞作用是巨大的,不可低估。毛泽东同志的《和郭沫若同志》的七律诗中的“金猴奋起千钧棒”和“今日欢呼孙大圣”的诗句,就是对其积极意义的科学评价。

    第二部分八至十三回写唐僧出身和取经前奏,从艺术手法上讲是第一与第三部分的过渡,但是体现其理想化追求的艺术却是高超的,集中体现在第九、十回“老龙计拙犯天条,魏丞相遗书托冥吏”的故事中。取材于历史真实的玄奘取经和佛教徒的《大唐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以及《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的“梦斩泾河龙”的故事,巧就巧在唐太宗和魏征是我国历史上一直传为“明君”、“贤相”的理想人物。吴承恩加以改造润色,成为一个有血有肉称颂“明君”、“贤相”,劝人循规蹈矩、莫犯天条的感化君王人性的故事。这里不禁使人想起近代西方作家雨果《悲惨世界》中的感化艺术,两个不同时代、不同社会、不同国度的作家,在感化人性方面,竟然异曲同工,不能不使人由衷地赞叹叫绝啊!

    在第三部分由十三回至一百回中,孙悟空保护唐僧取经,克服八十一难,终成正果的故事,尽管篇幅浩大,情节复杂,孙悟空战胜妖魔的情节感人,但是只要读者留心,作者的理想追求总是“水到渠成”式的自然表露出来的。限于篇幅所限在这里略举几例。

    如取经集团组成的“头儿”唐僧,在早期的佛门取经故事中是一个被歌颂的正面人物,到了吴承恩笔下,改成了死守佛教的“慈善”信条和迂腐顽固、怯懦无能、伪善自私的被批判的正面人物,最典型的是第五十六回孙悟空打死几个强盗,他就赶紧“撮土焚香祷告”,对鬼魂说:“你到森罗殿下兴词,倒树寻根,他姓孙,我姓陈,各居异姓;冤有头,债有主,切莫告我取经僧人”。这几笔把唐僧的卑怯的灵魂暴露无遗。对唐僧的人物塑造,从头到尾个性不变,在艺术上是个败笔,另作别论,但是作者的用心是借孙悟空之口,称他“侬包”,恨他常念“紧箍咒”,意在向人们说明理想化的社会,要有明君、贤臣、清官以外,每一个团体还要有一个“好头儿”,启迪要干事业的人,要看准领头人,跟着好人干好事,所以郭沫若恨唐僧“人妖颠倒是非淆,对敌慈悲对友刁。咒念金箍闻万逼,精逃白骨累三遭”。因此要“千刀万剐唐僧肉”,毛泽东同志定性为内部矛盾:“僧是愚民犹可训”。郭沫若后来改变了看法,认为“僧受折磨知悔恨”。

    再如取经途中历经九个国家、三个地方的描写,都是人间国度,除灭法国、凤仙郡、寇员外等少数几处外,多数都是和天上有关系的妖魔,运用阴谋诡计哄骗各国的昏君,为非作歹,无恶不怍,残害黎民。如车迟国的虎力大仙等欺骗皇帝虐杀无辜的僧人;比丘国的全真(白魔精)哄骗皇帝要取lI1名小儿心肝合药。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是许多妖魔很像明代的昏君和横行霸道宦官、权臣、贪官与地主豪绅。最典型的是吴承恩在京师谒选期间,耳闻目睹明世宗朱厚熄把嘉靖年间道士邵元节封为“真人”,做了礼部尚书;粱指甲和段瘸子,被封为“通妙散人”和“宣忠高士”,道士陶忠文除封为“真人”外,还做了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少师少傅少保、礼部尚书、恭诚伯。再同四十四回与四十五回车迟国王敬道灭僧的故事对照起来看,就一目了然地知道吴承恩的意图是针对当朝的现实,贬斥昏君无道。

    又如最后结尾所写的“要回扣、取真经”的故事,既写了阿傩和伽叶厚颜无耻地向唐僧要贿赂的丑恶嘴脸,更深入一层地写了佛祖如来的贪心,对悟空说:“你且休嚷。他俩个问你要人事之情,我已知矣。但只是经不可轻传,亦不可空取。向时众比邱圣僧下山,曾将此经在舍卫国赵长者家与他诵了一遍,保他家生者安全,亡者超脱,只讨得三斗三升米粒黄金回来。我还说他们忒卖贱了,教后代儿孙没钱使用。你如今空手来取,是以传了白本。白本者,乃无字真经,倒也是好的。因你那东土众生,愚迷不悟,只可以此传之耳。”这段精彩的语言写在500多年前,现在读起来,使人联想无穷,既可以说是批判佛教教义的虚伪与欺骗;又可以说是宣告天上人间和灵山之上都无净土,对明君贤臣清官理想化的否定,还可以说是针贬社会上的各种贪财者的劝戒;再引伸开来去理解,简直是对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敛财贪财者的辛辣讽刺!

    三、“明君贤臣”的理想是《西游记》作者吴承恩对社会的历史贡献

    从总的方面说来,我们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上产生的著作应该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也就是江总书记的包括坚持先进文化方向在内的“三个代表”的观点,实事求是,一分为二,弘扬其精华,剔除其糟粕,既肯定其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积极作用,又要充分认识其历史的局限性,注意在不同情况下的消极因素。因此,我认为首先要对吴承恩在《西游记》中艺术体现的“明君贤臣清官”理想的历史定位。他的理想是明代中叶的产物,对当时的日益腐败的明王朝统治是有批判作用的,与《三国演义》的贬曹尊刘的正统观念和《水浒传》的招安投降观点相比,是有其很大的进步意义的。我们不能用后来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更不能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思的阶级斗争观点和无产阶级思想强求吴老先生做一名先知无觉的醒世作家。

    其次要实事求是评价吴承恩《西游记》艺术体现的“明君贤臣清官”理想的历史局限性。前面已经讲过,社会实践,也就是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客观实际决定作家的思想意识。生活在明代中叶的孔门学士、追求功名利禄而又不得志的吴承恩,只能在作品中体现他自己当时形成的理想,如果要求他有超时空的思想意识,那就陷入唯心主义的泥坑。

    再次是联系社会各个历史阶段的实际,科学地看待吴承恩《西游记》体现的“明君贤臣清官”理想的历史作用。例如对待反动统治阶级应发扬孙悟空的造反精神,对待政策多门的混乱政局,要弘扬唐僧、孙悟空等人矢志不移取真经的精神,对待诸多困难要学习孙悟空的勇敢破除万重关的志在必胜、奋勇向前的精神,遇到复杂局面、遇到各种骗术的时候,要学习孙悟空“火眼金睛”区别真伪,反对各种骗术的精神等等,还有“选好人,办好事”的选人、用人标准,不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过去近500年的历史证明,吴承恩《西游记》是一部充满神话、重话和科幻(有关科幻特色将另作专题)趣味的博大精深的不朽之作,今后的500年,5000年……他也必将与时俱进,永放《西游记》文化的灿烂光辉!

    (本文作者为教授级高级编辑、淮安市吴承恩《西游记》研究会副会长)

注释:

1)恩格斯(致敏·考茨基)(1885年11月26日)《马克思·恩格斯》第4卷,第454页。

2)(10)胡适《中国章回小说考证》,上海书店印行,1979午12月版,第366页、第307页。

3)《中国小说史略》第十七篇《明之神魔小说》(中)。

4)《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页。

5)《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319页。

6)《高尔基文学论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l958年版第337页。

7)(9)张居正《张太岳文集》卷12,《论时政疏》卷47《行卖》

8)《明史》卷213《张居正传》。

11)《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笫3卷,第8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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